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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六批李铁”人口过多论”: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

梁建章六批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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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建章(携程创始人)

梁建章六批李铁
梁建章

7月22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五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反驳过的观点,李铁在最新回应中仍然重弹老调。比如,李铁说:“按照联合国总和生育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规模下,中国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就业困境。”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人口规模与就业问题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李铁视而不见,一再拿人口规模来作为就业难的理由。

李铁说:“如果就人口谈人口,而忽视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家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机’论。”那么,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就重点谈谈中国的“人口危机”问题,以及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

中国的人口危机,首先是低生育率危机。生育率是反映未来人口趋势的核心指标。根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的更替水平为2.2左右,即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孩子数量与其父母辈持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生育率为1.4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如果我们分析孩次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面临快速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那么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只有2.5%。如果统计局给出的上述孩次比例是准确的,那么可以计算出:一孩次比例40.5%,出生人数593万;二孩次比例57%,出生人数835万;三孩及以上孩次比例2.5%,出生人数37万。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趋势,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终可能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数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2019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估计在政策实施后的四、五年之内释放完毕,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无论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中国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以及实际生育率的代际变化、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还是生育行为的分析来看,即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生育率都更可能继续走低。因此,中国的生育率在未来很可能会低于1.1。

即使乐观地看,将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但能够保持1.1的生育率,甚至还能稍为提升到1.2,中国将来的人口总量也会不断下降。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亿左右。而根据联合国在2017年对中国人口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6.2亿。

更严重的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除非大量引进外国移民。但中国显然不可能依靠引进外国移民来解决人口萎缩问题,所以要防止人口一直萎缩下去,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我们请问李铁:有何种方法能把中国的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对中国大陆的人口状况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多年来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现在的生育率无一例外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日本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多年来保持在1.4左右。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即使安倍把低生育率危机称为“国难”,也没有谁指责安倍是放大了人口危机。可以预料,将来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比日本更严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不是我们放大了人口危机,而是李铁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

长期低生育率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低生育率还会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下降。

人口政策应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

李铁说:“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我们基本同意“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句话,但认为把这一句的出生率改为生育率更合适。

出生率与生育率有何区别?出生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每1000人对应的活产婴儿数,出生率的计算和使用方便而简明,但它没有考虑到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而生育率直接与育龄妇女有关,因此,生育率比出生率更能揭示生育水平的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出生率与生育率的区别:有两个村子A村和B村,人口都各有1000人,但育龄妇女人数不相同:A村有400个育龄妇女,B村只有200个育龄妇女。2019年这两个村子都分别出生了20个婴儿,那么这两个村子的出生率是相同的,都是20‰;但生育率并不相同,A村的生育率只相当于B村生育率的一半。

那么,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不是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人口政策历史: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开启了计划生育时代。随着计划生育推行,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至1980年的2.3左右,已经接近更替水平。可以预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时就应该放宽人口政策。但事实上,中国的人口政策反而进一步收紧,从1980年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但一直到2013年,才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可见,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远远滞后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下面我们来看看对中国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政策反复:在面临高生育率时,实施过节育政策;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后,又转而稳定生育水平并最终鼓励生育。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伊朗分别于1949、1962、1970、1989年开始节育政策,政策分别持续了25、34、18、13年。其中,日本、韩国分别在停止节育的20、9年后开始实施鼓励政策,新加坡和伊朗则是在停止生育抑制政策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

下表显示了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其中,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降到2.05时就停止节育政策。相比之下,中国的生育率从1991年起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将近30年,不但没有鼓励生育,甚至仍然在处罚生育三胎的家庭。

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远多于日本

李铁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

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25倍,中国人口总量相当于日本的11倍,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又有什么奇怪?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日本,中国的城市理应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农村人进城工作,他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本身就给城市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更多的人口并不意味着更低的效率

李铁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李铁这样说,其实是假定更多的人口会降低效率。我们在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但其实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由于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人口增多,有利于提高效率,也并不会降低人均收入。另外,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少的人口和更低的效率参与竞争,还是以更多的人口、优质的人口结构和更高的效率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李铁说:“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在李铁看来,中国“人口过多”,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劣势因素;但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人口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性因素。回顾世界历史,在每次技术跨代升级之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口小国凭借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占据先机,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均衡之后,最终决定各国兴衰的还是各自的人口规模。在过去数百年内,世界强国的更替顺序反复印证着上述规律。

在近代世界性强国的名单中,我们先是看到数百万人口规模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是数千万人口规模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再然后是数亿人口规模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开始步入正轨,人口较少的昔日霸主往往会被边缘化。

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

李铁说:“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我们也同意这句话,同时还要补充一句: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每一个人口,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过去的计生工作,却是“以数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主要目标就是控制人口数量。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生育意愿,帮助民众实现自己的生育愿望,而不只是把民众生育当成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少生和不生的权利。真正合理的生育政策是让民众完全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在超低生育率趋势严重威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则有责任鼓励生育,也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普通家庭能够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在税收、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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